别有铜驼扉半开，
人传高后燕居来。
五龙蟠结朝真阁，
七宝庄严礼佛台。
诗寄《旧官词》，作者是明代皇族朱谋㬜（觐），也就是后来号“八大山人”的大画家朱耷的父亲。
闲话不表，书接上文。且说马处长接着讲述藏经洞经卷的来历，他说：“从发现至今，研究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蹊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归纳起来，大致有‘避难说’、‘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等几种。
“井上靖那个故事，就是‘避难说’的一种。这种说法认为，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闭，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
“‘废弃说’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的没用的废品。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敦煌僧侣已向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要是避难，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珍藏于石室中，为什么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收藏的却是残经破卷？所以他们认为，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避难，而是这些东西在当时没有实用价值，被废弃了。
“‘书库改造说’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这些线装的经书阅读、携带方便，所以僧侣们就把藏书室里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还有其他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总之，藏经洞形成的确切原因目前还是个谜，不过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史料的完备，这个谜底迟早会被揭开。”
走出16窟大门，王丽正准备按平常的行程，带我们到几个有代表性的洞窟和几个特窟参观一下——对一般游客而言，参观特窟不仅需要另外买票，看哪个洞窟还要完全凭运气，对我们这些对历史文化都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来说，这自然是难得的机会。不过，由于心里有事，加上任务在身，出门后我和林峰、王琼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不看这些洞窟，直奔金函内那张经卷上所指的96窟北大像而去。
当我们把这个要求向马处长和王丽提出后，他们有些意外：“那你们可要错过莫高窟的很多精华和宝藏了。”
“任务在身，只好留点遗憾了。”林峰的这句话，显然让王丽很吃惊，她看看林峰，又看看马处长和赵科长，见他们没有反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从靠着山崖一侧的步道向南走，栏杆外面是我们来时的一条专用车道。春日的阳光下，外面的毛白杨枝繁叶茂，点点金光从还不算茂密的绿叶间透过，让人神清气爽。只是稍显奇怪的是，这些白杨的树干大多东倒西歪，想必是大漠的风沙所致。
一路行来，免不了会向右边随处可见的洞窟张望：紫红色的砂砾岩崖壁上，大多数洞窟都大门紧锁，看不清里面的模样。只有偶尔几个洞窟，有导游各自带着一队游客在参观，但因为里面光线昏暗，什么也看不见。难得来到这位于丝路要冲、大漠深处的艺术宝窟，虽近在咫尺，却来不及进去瞻仰，我想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心里颇多不舍。
大约走了一里路，远远的，在各种图片和影像资料中已经熟知的飞檐斗拱、朱漆廊柱的九层楼出现在眼帘：它依山而建，高耸飞檐，远看形似唐塔，正是敦煌这座艺术殿堂的标志性建筑。
“历朝历代对九层楼都有重建，”王丽边走边介绍：“北大像最初修凿于武周证圣元年，也就是公元695年，当时窟前殿堂是四层；唐乾符元年开始，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又重修北大像，四层殿堂增加到五层；北宋年间也有修建。晚清时期，当地富商重新出资修建，后来我们在斯坦因等人拍摄的敦煌图片中，看到的北大像是露天的，塔楼是五层。1935年，当地富商再次发愿重修，这就有了今天的九层楼。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雄伟建筑，又是后来1986年由敦煌研究院重新加固维修的。据说马上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加固和翻修，说话儿也就是今年冬天的事了。”
我们站在九层楼前，仰望这座艺术圣殿，由于建筑结构的原因，塔楼顶部遥不可见，我们的最多能看到六七层的样。即便如此，塔楼雄伟的气势让人站在前面感到气短。
进入洞窟后，抬头仰望，垂足而坐的35米高的弥勒大像傲然在上，这座洞窟内就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所以又称大像窟。站在窟底，只能仰望这座高高在上的弥勒像，三四十米外的佛头上，圆润丰满的脸颊和下巴清晰可见，细眉长目也依稀能见，而我们眼前的，是她垂足而坐时的双腿、赤脚和衣裙下摆。
显而易见，头顶上这尊褒衣博带、面容丰满的大佛，和云冈的释迦坐像完全不同，和那里的交脚弥勒坐像也完全不同，已经完全汉化。越过菩萨的头顶，９６窟华丽的箓顶藻井远远可望，上面排列整齐、繁花似锦的彩绘，也集中体现了敦煌的艺术风格和传统。
“据说，这尊弥勒像的脸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王丽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