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昏头的麻雀飞过，在拐进社区的路口。
一个女人站着，短裙长靴和一件短装外套，在初春显得过分单薄。她头发齐肩，参差不齐，可以看出曾经染过什么色，而现在只能看见枯黄，不过这头枯草却被打理的一丝不苟。她抱着手，手臂上挎着一个白色的包，化着妆，浓烈的妆，刘海很长，长到遮住一只眼睛。她一只腿弯曲，脚掌上下扇动。似乎很烦躁，在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人在等她。母亲拖着尖酸刻薄的语气滔滔不绝的说：“你看，鸡婆又来了！酒吧KTV到处站，生怕有人看不见她......”“鸡婆是什么？”我把脑袋从正副驾驶座中间伸过去问。话音未落，母亲的巴掌已经落在我的嘴巴上，我的嘴巴火辣辣的。她瞪着我，浑浊泛黄的眼白生出一丝煞气，我忍了忍眼泪，总之‘鸡婆’一词，是连我都不能触碰的禁忌。
麻雀跌跌撞撞扑向窗户，倒在窗边半死不活的挣扎，大过年，碰见死物，母亲心有不快，吐了口唾沫，而这唾沫彻底断送了麻雀残存的最后一口气。它一动不动，黑亮的眼球扑闪会儿，也不动了。我凑近些，它其实长得非常漂亮，黑灰色的毛色，油亮油亮的，就是细瘦一点，我似乎听见三物说，把它埋了。于是我找了一棵枯死的发财树花坛，从上面板下一枝枝干挖坑，待到恰好能够容纳麻雀的身体的时候，我把麻雀放了进去。三物又说：“快快快，盖上土，一会儿浇点水，这样明天它就又长出来了！”我点着头应声，手脚不见行动，三物急躁的声音如同聒噪的眼镜媳妇、如同讨论那个女人的母亲、如同那些唱歌谣的小孩儿，我莫名提起麻雀的一只脚，提在眼前，它沾满尘土的翅膀突然抖动，我吓得将它甩了出去，它重重的摔在花坛边上，我手里还捏着它的一只腿，它死不瞑目的眼睛诉说着某种冤情，寒冬腊月天，三物轻笑声，我觉得头顶三尺有神明，正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落荒而逃，像个疯子。
这一年，过得冷清清的。年三十晚上表哥打来电话，电话背景若有若无的烟花声，以及他喊道：“妹儿！哇，今年烟花会好漂亮！你没回来，太可惜了！”我不想理他，仔仔细细的听背景的烟花，仔仔细细辨别大人和小孩儿的声音，仔仔细细寻找没准三物恰好经过被烟火吓了个激灵，发出一声惨叫。但是什么都没有。我独自在楼下看春晚，看到深更半夜也没有人说三道四，琳琅满目的年货堆在桌子上、地上，我拆了一包又一包糖果，越吃越觉得苦涩。过年那七天什么都没有，没有张灯结彩的红灯笼，没有尖叫玩闹的小朋友，没有吃了饭出门闲逛的大人，更没有三物。
年后我们各自忙于升学考试，放学后去补课，周末亦然，一起玩闹的机会少了，有时稍早一点，还能在车站见到三物，后来随着六月越来越近，天气越来越热，我们见面的机会都少的不像话。临上初中的暑假之初，三物每天敲着窗户玻璃，整张脸贴在玻璃上，眉眼弯弯，笑容藏在玻璃上的污垢后面，由于母亲所谓的优质教育理念，带我四处奔波参加升学考试，所以每次透过玻璃瞧见三物，我都拍着她的背表示：“你等我回来！”回来后天色渐晚，母亲和我在房里讨论这次被录取的几率，她让我句斟字酌的回忆我哪些题做错了、哪些题做对了，一天在上午考试下午复盘中筋疲力竭的度过，晚上我只想着快快上床，想起三物，也只好推到明天，明天亦是如此。我对三物保证：“你再等等我！”“你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真的！”......最终母亲选择了一所距离社区十多公里的学校，并在学校周边五分钟的路程内买了房，我长舒一口气，觉得总算可以切实告诉三物：“走吧！我们玩儿点什么？”可一看日期，开学了，窗口玻璃的污垢上留下一滩亮堂堂的痕迹，我当然有所可惜，却也笃定来日方长，这些都不算什么。
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三物的模样定格在我见到她的第一面，她一袭白裙，路灯就这么倾洒而下，我自觉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她，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客厅是上初中以后我周而复始的生活节奏。起床、洗漱、扎头发、换鞋、在客厅茶几下的抽屉里拿今天的零花钱，然后出门，沿着潮湿的马路边，伴随着耳畔风和车的呼啸，走到校门口，和恪守在校门口的校长问一声好，穿过一楼大厅的绘画走廊，踩着米白色瓷砖的楼梯走上四楼，走进铺着木地板的教室，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找到座位，放下反扣在桌子上的椅子，把书包挂在椅子上，接着坐下，合手，埋头，睡觉。我应该在13岁的时候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生活，不用想方设法去迎合别人无聊的搭话，不用揣测别人笑意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信息，不用将因为委屈而流的泪水憋回去，更不用成为精致流水线作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我也付出了13岁不应该付出的代价，背离我所成长的社区投身另一个陌生的地方，父母秉持着“我长大了！”“生意忙！”留我独身一人生活在偌大的、灰暗的房子里。入住房子第一天，父亲将曾经拍摄的、十足满意的照片通通打印下来，贴在鞋柜上方，进门便一览无余。我在一众照片里看见了我和三物，我们趴在雪中，活脱脱顽童一对，没来由思绪沉到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