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这天，我进了县城，望着县城里汽车站的那块发红的牌子，长沙，我就心跳，我就害怕，我就低下头，想我的事？难理清，难说明。往长沙，那时县城不通火车，不通列车，我去长沙，只能座汽车，再到长沙转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深圳。由你选。我的梦想呢，我的理想呢，那时的我呢。我已经去过北京，到过上海了。我去北京东四八条，进了一小院，我上到人民文学的二楼，我大叫，我要见主编。这时，走来一个高高的女生，她扬起脸对我说，主编去了大连。就这一句话，把我说走了，说回了，说没了。那时的我不敢和这女生接上话，说上话，扯上话，我到这里来是想见主编，主编见我是个爱读书的人，爱写字的人，自然会留下我，让我在北京读书，在北京写字，我就高兴了。那时的我，我哪里有这样的书气，这样的文气，这样的字气。那时的我，我的字啊，我一辈子写的字都是一手东倒西歪的字，不像蚂蚁，不像字的字。我的字没有一笔是正的，没有一笔是顺的。这字，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读书的深度，广度，难度。我写字只讲究快，一快，我就不讲字体，字形，字样了。这时的我，想为文，不讲写字，这是失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想当然，说实话，这样的我，想在文章上有大气象，不可能。我的手连着笔，笔连着字，我就这样肆意的写字，肆意的为文，肆意的展开自己的联想，自己的幻想。我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颗心，能咋地？自然是咋也不地。我这样的人，这样的运气，能被那时的主编看上，收留。不可能。不可行。我那时写东西，写的真快，我用钢笔我用铅笔，一夜能写一万个字来。我一边写还一边唱，就像自己进入了这些人物的内心，这些人物的命运里。若那时有网络，有电脑，我定是一个网络大家了，网络大神了，牛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是我实锤的东西，实捶的本事啦，这真招，这手法，不会有假。那时，我写字，虽然写不好写不正写不好看，但是，我写的快，写的猛。快车，多好，多快，快就会被人喜欢，被人看重。如现在的高铁。可是，在那时，没有高铁，没有如此快的车。只有笔只有纸，连在一起成为文，成为字，成为名，成为利。再没有第二种东西能够把字和纸连在一起了。有纸就有字，有字就在纸上爬。没有二招，没有二路，没有二为。只有这条通往字的路，通往纸的路，也通往我心灵的路。我想在这路上搞事情，搞饭吃，搞钱用，一切不实，一切不好，一切没有用。既然主编不在，这是我的运气不好，人不好。我只能走。去哪里呢，这时的我，一脸的茫然，一脸的犹豫，一脸的后怕。
我这次上北京，出远门，我得到我父亲的点头，我说我要去北京，我的父亲没有和我谈什么，说什么，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既然他看见我这样爱读书，这样爱写字，说要上北京，我的父亲默认了。我出门，没有钱，我的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给买了，买猪的钱给了我做盘成，做车费，让我上北京，让我来到这里，我在这里见见这小院，这二楼，我就止步了，我就回头了，我就没有路走了。不回头，我在北京能干什么呢？北京没有我的家，北京也没有我的熟人，我的朋友。我啊，我啊，我到东四，我到朝阳，这街上，走啊，走啊，我背着一个包，包里全是书，全是纸，全是我与编辑部的联系。那时，只要是稿件，只要是文字，到邮局去邮这些信，在信封上角，写上稿件二字，这邮件就能四通八达。发北京，发南京，发广西，都不要钱，只要字就行。邮局的人要看看我的纸，是真纸，纸上要有字，真字，就行，就成。可见那时的人，对字的尊敬，对字的好，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的，来表达的。
我这次上北京，我在人民出版社前站了又站，看了又看，我又转到青年出版社，看了看，问了问。问什么呢？这次我到北京，我住在一个名叫大佛寺的旅馆里，住旅馆，那时要看介绍信，我没有那东西，我不知道出门要这东西。他们看看我的纸，看看我的书，知道我不是一个不好的人，还与字，还与书有些联系的，就让我住下了。在地下室。大间，很多床，但是，干净。床单很白，白得我不敢坐在这床上。北京啊，我的理想地，我的文字地，我的脚站的这块地，是白地吗？不可能。
我这次出门，我的父亲睡在床上，他没有再搭理我，没有和我说句话，他知道我的心大，大到我只想读书，只想写字，对那时的我来说，我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我的正业是种田，我不想种田，我想读书，可见我的脑子，被驴给踢了，这驴一脚没有把我踢死，踢傻，踢废。对于我这样的人，我的父亲也不正我的心，让我瞎想想，瞎为为。我也没有展望我的未来给我的父亲听听，看看。我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模样是什么，道路是什么，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什么是什么。那时的我，我的父亲啊，他也病。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一辈子有病的人，一辈子与疾病搏斗的人。但，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三国水浒西游记，他都能说，他都能讲，我爸也是一个算盘笔流的人。
创可贴，你又想跑到哪里去？去深圳？去北海？我们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