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个问题。
“都有资格拿奖，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全拿了啊。”
另一名同志开口道：“我们最后只有六部作品能获奖，每一个席位都非常宝贵，都是对作家的激励，让江弦一个人拿几个奖，那不是席位的浪费么？”
“可是要怎么选择一篇出来？”
有人皱眉，“江弦这几篇小说，我看很难分得出个高低。”
最后讨论半天，谢永旺想出了个办法。
“光未然同志也讲了，我们评选作品，要‘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
“那么这样，我看今年，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到‘现实主义文学’上面。”
“.”
创研室一下子安静了。
几个人眼前一亮，要么谢永旺是主任呢？
工作能力在这摆着！
他们这个“创研室”评选作品，理所当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
这既合理也合规。
而且也帮他们解决了个大问题。
只要在江弦的获选作品里，加上“现实主义文学”这个筛选条件，那么就只有《芙蓉镇《许三观卖血记这么两部作品符合条件了。
情形一下子明朗许多。
只是无形中，苦了一部分其他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
因为江弦的问题，让他们这些池鱼也被殃及。
高密县。
十月的山东昼夜温差也挺大，一会儿热的要穿袄，一会凉的又能穿衬衫。
张世家早上九点才去单位，到了发现自己居然还是第一个来的。这是他们文化馆的常态，张世家也习以为然。
点一支烟，看了会儿杂志，又拆起了门口收发室送来的信。
他们文化馆，也常常会收到一些群众的来信。
有些群众甚至会在信里表示他们对眼前的苦难非常绝望，或是对人生、对未来比较迷茫，希望文化馆的人给他们一些建议。
张世家这些九点都不用上班的人，就会写一些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好日子就在眼前之类的话，激励他们继续在生活中奔波。
最近张世家收到比较多的，是群众们对《红高粱这篇小说的交流。
有很多读者，都被小说里余占鳌那些人身上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震撼和感动到了。
都说，以前没看过这样的小说，太有意思了。
还有个读者讲了个故事，说自己将这篇小说，讲给了他不识字的爷爷听，问他爷爷高密县有没有余占鳌这么个人。
他那已经八十多岁的爷爷，居然说以前的高密真的有余占鳌这么一个人，小说里面写的事情也真实的发生过，他爷爷当年还跟着这个人去烧过地主家的房子，分过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在大街上摆了桌子吃。
张世家看的心中震撼。
江弦这位作家并不是他们高密的人，却能把他们高密这片土地上，连他都不知道的这些事情写成小说，还写的那样精彩，那样壮烈。
当然了，也有骂《红高粱这小说的，觉得小说瞎扯。
“这作者一看就没种过地。”
“高粱还能又高又漂亮。”
“呸，败家玩意才种那样的。”
“矮种的高粱才高产。”
这倒也是实话。
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又高又茂密的漂亮高粱地，现实里太少能见到了。
因为矮种的高粱更高产，农民更爱种。
在另一时空，张艺谋就吃了这个亏。
他准备拍《红高粱的时候，为了拍出小说描述的那种高高的、随风摇摆的高粱场面，亲自来到高密，租地，找村民种高粱，总共要种100亩。
他和村民约定好，高粱最后归村民，他只要拍戏用。
等种出来，到了高粱地，张艺谋傻眼了。
100亩高粱，有一半多都是矮种！
原来村民为了产量，都没买他要的那种高粱种子，都种的高产的矮种。
远远看过去，高粱地那叫一个杂乱无章，跟美这个字完全不沾边，更别说像小说里的场景了，完全拍不出他要的唯美场面。
后面张艺谋又想给矮种高粱施肥，把化肥发给村民，让他们施到地里，结果村民们领了化肥就悄悄拉回家里去了。
那年头，咱们国内化肥这玩意稀缺。
“.”
张世家看了一会儿信，忽然看到其中有一封，地址是京城沙滩北街2号《人民文学编辑部。
反应几秒，他精神一振。
“《人民文学回信了！”
马上拆开信，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一册198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
张世家先是看信：
“高密县文化馆的同志：
见字如晤，十分荣幸收到你们的来信，《人民文学编辑部已代你们转交江弦同志”
大意就是你们的信，我们已经给江弦了，经他确认，知道你们高密县就是《红高粱这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点，我们也很惊讶。
至于你们要的创作谈，我们也和江弦约了，他已经写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