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摆开长谈的架势，道：
“这篇《红高粱如果交给一名中文系的老师来读，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上面画满红叉，会说这句、那句，都写的不通顺，要改正，或是指出用词不当、逻辑错误等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这篇《红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
也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才使读了这篇小说的读者受到感染。
这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你们说呢？”
“高粱高密辉煌。”
李陀接着吴组缃的话，提了《红高粱当中的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小说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文笔的严谨，辞藻的华丽，他的语言艺术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相信这些语法错误，绝不是江弦同志在语法上遭遇了瓶颈，而是他在写作上极为超前的创新。”
李陀直视着江弦的眼睛，看到对方无奈的微笑起来，立刻对自己的揣测信心大增。
他举例道：
“写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写作方式，那文体不就成了一只铁笼？里面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
在这样的笼子里，这些呆鸟若是谁飞得哨，或者不慎冲撞了笼子，恐怕还要遭到其他呆鸟的笑骂。”
“哈哈哈哈。”李陀一番风趣的表述，又惹得众人忍不住的哄笑称绝。
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小说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小说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像什么挨几百发子弹都能不死。
一脚踹开一辆车。
一拳震碎一面墙。
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